一　章節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發展中的大國，在很多方面都具備相似性。兩國國土面積廣闊，都有大量貧困人口。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兩個國家都展開了經濟改革，并且經歷了生產率和人均GDP的高速快速增長。不過，中印兩國的生產率快速增長并不是齊步走的。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兩個國家在1978～2004年的比較總勞動生產率(即印度的勞動生產率①與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之比)，可以找到印度的勞動生產率一開始是大大領先于中國，但在上世紀80年代末被中國扳平。

此后印度的勞動生產率更加領先于中國，至2004年早已大大領先于中國。圖1展現出了這一過程。1978年，印度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47％，但到2004年，印度的勞動生產率只有中國的58％。

圖1　比較總勞動生產率(印度／中國)為什么一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比另一些國家更加慢?這個問題長年后遺癥著宏觀經濟學家。本文企圖對這一現象展開說明。這不僅可以讓我們弄清楚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大國想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做到些什么，而且也可以通過本研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較慢(或較快)的原因展開說明。

此外，有數證據指出跨國收益差異各不相同跨國勞動生產率差異(Hall和Jones，1999)，本文的研究也可以用作說明中印之間或其他發展中國家間的跨國收益差異。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現有文獻對國家之間生產率差異的說明可分成兩類。一類是以單一部門總生產函數為主要分析工具的新古典快速增長模型和快速增長核算(Growth Accounting)，如Parente和Prescott(1999)指出各國使用新技術不存在有所不同的障礙是生產率差異的原因，Acemoglu和Zilibotti(2001)則指出生產率的跨國差異是由于有所不同國家間的技術-技能給定性(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有所不同導致的，Hall和Jones(1999)指出生產率的差異是由制度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引發，而導致制度和政府政策差異的原因則是社會基礎設施的有所不同，地理、語言是影響社會基礎設施的最后原因。

該方法曾被用作說明中國的生產率為什么快速增長那么慢，結論是中國自1980年來的TFP快速增長，有87％可以歸咎于對發達國家先進設備技術的仿效(Wirz，2008)。由于這種方法幾乎忽視了發展中國家普遍不存在的結構變形問題，因此用它來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能會產生系統的誤差(袁志剛妥協棟棟，2011)。

另一類文獻以兩部門甚至多部門快速增長模型為主要分析工具來研究國家間的生產率差異。按照對要素流動性有所不同的假設，這類文獻又可分成兩個分支。

第一個分支是假設要素可以在各個部門間權利流動，以取得大于的邊際報酬。這個分支的文獻指出，經濟各部門之間要素的再行分配由兩種力量來驅動，一所謂位似偏愛(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造成的收益效應(Echevarria，1997；Kongsamut等，2001；Foellmi和 Zweimuller，2008)；二是部門技術(生產率)差異造成的替代效應(Baumol，1967； Ngai和Pissarides，2007；陳體標，2007、2008；周辰亮和丁劍平，2007；劉偉和張輝，2008；Acemoglu和Guerrieri，2008)。在兩種力量的聯合驅動下，不會經常出現產業結構變遷的一般規律，即隨著經濟發展，第一產業低收入份額不會單調上升，第三產業低收入份額不會單調下降，第二產業低收入份額將再行下降后上升而呈現出推倒U形狀，這又被稱作庫茲涅茨事實(Duarte和Restuccia，2010)。該方法曾被用作說明國家間生產率差異的原因(Herrendorf和Valentinyi，2006；Duarte和Restuccia，2010)。

第二個分支則假設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壁壘和要素報酬差異，并利用兩部門快速增長模型，實地考察勞動力流動壁壘對生產率的影響(Temple，2001、2004；Caselli和Coleman，2001；Gollin等，2002；Chanda和Dalgaard，2003；Restuccia等，2008；Vollrath，2009)和由勞動力流動壁壘造成的資源錯配(misallocation)對生產率的影響(Aoki，2008； Rogerson，2008；袁志剛妥協棟棟，2011)。必須認為，這里的資源錯配不僅還包括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錯配，也還包括國有制與非國有制之間的資源錯配(Brandt和Zhu，2010；Song等，2011)和制造業內部的資源錯配(Hsieh和Klenow，2009)。該方法曾用作研究中印制造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Hsieh和Klenow，2009)和歐洲與美國的生產率差距(Rogerson，2008)。此外，國內還有許多論文用各種計量和分解成方法來研究產業結構變遷對生產率的影響(袁志剛妥協棟棟，2011)，但這類方法未用作研究國家間的生產率差距。

開題報告 http://www.lw54.com/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在中印生產率差異研究方面，Hsieh和Klenow(2009)基于多部門模型研究了中印制造業生產率差異的原因，但他們的研究局限于制造業，既沒考慮到部門生產率差異的起到，也沒考慮到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壁壘。Bosworth和Collins(2008)利用非常簡單的數據敘述分析了中印之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異的原因，以及部門生產率對總生產率差異的影響，但他們的研究只是在非常簡單代數計算出來基礎上作出的直覺推測，沒展開快速增長核算，因此結論的可靠性有一點猜測，而且他們也沒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的變形問題。

總體來看，以上文獻或者只考慮到了非位似偏愛和部門生產率差異，或者只特別強調勞動力流動壁壘的起到。與這些文獻有所不同，本文企圖融合上述多部門快速增長模型文獻的兩個分支，同時考慮到非位似偏愛造成的收益效應、部門生產率差異造成的替代效應、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壁壘這三個因素，創建一個關于產業結構變遷的三部門一般平衡模型并展開快速增長核算，以此來說明中國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比印度慢的原因。②這樣做到的原因是：首先，中國和印度都是不存在相當嚴重勞動力市場變形的發展中大國(Hsieh和Klenow，2009)，勞動力流動壁壘對于解讀中國和印度總勞動生產率差異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自1978年以來，中國和印度都經歷了根本性的產業結構變遷過程。

例如1978年至2004年間，中國第一產業的低收入份額從71％上升到47％，第三產業部門的低收入份額從12％下降到31％；同時印度第一產業的低收入份額從71％上升到57％，第三產業部門的低收入份額從16％下降到25％。因此實地考察各部門勞動生產率對總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也是很適當的。

總結吉尼斯世界紀錄 http://www.lw54.com/html/zongjie/ 由于中國和印度官方發布的勞動生產率數據統計資料口徑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使用了Bosworth和Collins(2008)獲取的中國和印度1978～2004年勞動生產率數據，該數據早已過處置，在統計資料口徑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用中國數據對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展開了校準，在此基礎 開題報告 http://www.lw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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